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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募基金求變

2020-02-17 04:23   

·編者按·

2019年,公募基金出現很多新變化,不僅權益類新品的發行被空前重視、基金公司逐漸改變年度考評的傳統,且在大量外資涌入以及銀行理財子公司的開閘下,公募基金也在通過汲取其它機構先進的投資管理和治理經驗提升自身硬實力。此外,多家遭遇規模上升瓶頸的公募正在積極謀求產品創新的增長點,發力ETF戰場開辟第二賽道。值得一提的是,因2019年核心資產公司強勢表現,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接受長期價值投資理念。

2019年,公募基金出現許多新變化,包括權益類新品的發行被空前重視、基金公司逐漸改變年度考評的傳統、基金創新產品層出不窮、外資謀求控股公募、公募投顧業務破繭而出、私募基金經理逐漸回歸公募等等。具體來說,越來越多的公募基金公司開始將年度考核拉長至兩到三年,將考核截止期提前至11月末,避免年底集中沖排名而做短線;同時給短期業績不佳的基金經理再提供機會,多份基金經理變更公告不再是解聘公告,而是基金公司的內部調崗;此外,多家遭遇規模上升瓶頸的公募也在積極謀求創新的增長點,發力ETF戰場開辟第二賽道,在權益類產品上,更多地設計三年甚至五年的封閉產品。

諸多的新變化反映出,公募基金正在改變此前的陋習積極求變,不在過度重視短期業績和短期排名,也正是這種轉變,讓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開始轉向長期持股,持核心資產。2019年,公募基金雖然面臨外資的大量涌入和銀行理財子公司開閘的沖擊,但其也在學習和汲取其它機構投資者的長處,積極提高自身投資能力。

權益類產品規模重回3萬億

資料顯示,作為公募基金產品陣營的重要一極,權益類基金在2019年以前的12年中發展并不理想。《紅周刊》記者獲得的一份《權益類基金個人投資者調研白皮書》顯示(以下簡稱白皮書),權益類基金規模在2007年達到階段性的高點3.1萬億后便一路下行,直至12年后的2019年9月才回到3.06萬億。

相較資產規模的回歸,權益類基金規模占公募基金總規模的比例仍處在低谷。2007年12月時,權益類基金占公募基金總規模的比例為94.67%,而到了2019年12月時,最新數值僅為22.19%。《紅周刊》記者綜合采訪了解到,2007年股災發生后,無論是股民還是基民均受損嚴重,信心的不足讓國內基民的風險承受能力相對較弱,購買基金基本以低風險的貨幣基金和債券基金為主,同時這些年權益類基金賺錢效應的缺失,使得股市不好的年份回撤相對較大,更讓很多基民不愿或不敢買入權益類產品。

或與2019年股市的整體向好(大盤上漲了22.30%),以及基金生存環境發生了新的變化有關,如公募基金行業在2019年從法律法規、監管監督、人才培養、公司治理到渠道拓展、激勵機制、產品創新、資金補給,到投資文化建設等等均出現可喜變化,這使得原先尷尬的局面被逐漸改變,而貨幣基金規模的快速增長也在客觀上使得公募行業用戶的覆蓋面迅速擴大,為基民接觸了解權益類產品提供了用戶基礎。目前,90后的新基民一族正逐漸成為目標客戶中的新生力量。

除此之外,2019年四季度,證監會還開始施行新基金發行注冊審批新規,這一新規極大地縮短了新基金從審批到發行的時間,特別是權益類和混合類基金的流程時間分別縮短到不超過10天和20天。對此新政,業界廣泛解讀為給權益類公募新品的發行保駕護航。

數據統計顯示,自2012年以來,基金規模出現了持續上升趨勢,由當年的2.8萬億一路攀升至2019年末的14.8萬億,而在此過程中,除了貨幣基金和債券型基金持續擴容外,權益類基金規模也得到明顯增長。2019年,股票型基金和混合型基金增長幅度明顯,分別相較2018年同比增長了56.92%和39.21%,規模達12704.68億元和20707.99億元,而在此前的2018年,股票型基金規模僅增長了11%、混合型基金規模下滑了28%。

正是在多重利好氛圍渲染下,權益類基金2019年的業績也是頗為喜人的,相比2019年滬指上漲22.30%,銀河證券基金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標準股票型基金的收益率達到46.98%,而混合偏股型基金的收益也達到了47.83%。

價值投資理念正在被更多的基金經理接受

2019年,“核心資產”概念股的價值被充分發掘,重倉持有貴州茅臺、中國平安、招商銀行等“核心資產”的權益類基金不僅凈值得到明顯增長,且因基民的認可而規模持續上升。《紅周刊》記者發現,做為權益類基金的管理人基金經理的投資理念在2019年發生了鮮明變化,越來越多的基金經理開始摒棄頻繁擇時理念,向價值投資靠攏。

在接受《紅周刊》記者書面采訪時,農銀匯理基金就提出,股市的波動在所難免,短周期內一家公司的價值可能很難體現,與時間做朋友,賺取產業趨勢的錢應是機構的理性選擇,重視長期投資邏輯,淡化短期波動,才是機構投資者應該追求的投資理念。

在價值投資代表性人物中,睿遠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掌門人陳光明多年來一直高舉價值投資大旗,其管理過的東方紅4號,曾在9年時間內獲得超過7倍的回報,年化回報高達30%。從當初的東證資管到如今的睿遠,陳光明在公募圈中影響了一群篤信價值投資的基金經理,如東證資管的年度狀元林鵬、睿遠的傅鵬博等。有意思的是,除了陳光明周圍的一群基金經理熱衷價值投資,就連近年來名聲鵲起的丘棟榮、胡宜斌等80后基金經理,也都皈依在價值投資的門下,只不過他們是低估策略的價值投資者。

丘棟榮此前在《紅周刊》曾專門撰文指出,低估值策略是長期有效的策略,從全球市場來看,無論是美股還是A股,這一策略的長期回報突出,是非常有效的策略。但即便如此,也存在短暫的周期性的相對表現不強的階段。

《紅周刊》記者了解到,在前些年中,崇尚價值投資理念的基金經理在公募中是相對被“邊緣化”,因為當時主流的觀點是基金經理短期做不出業績,才拿“價值投資”作為借口,而當時更多標榜自己價值投資的基金經理在實際操作中也是偽價值投資,基本上執行的是價值投機。如今,隨著公募多元化環境的改善,客觀上給了公募價值投資的選手們以生根發芽的土壤。

對此,華安基金投資總監翁啟森公開指出,我們對于基金經理的風格是包容的,你可以是價值、成長、均衡、逆向,或者宏觀策略。幸運的是,每一種風格出現的時候,我們都有相應的優秀基金經理涌現出來。作為投資總監,我主要負責兩件事情,首先是把對的人放到對的位置,其次則是提高投研溝通的效能。

也正是對公募基金投資風格變得更加包容,如今的華安一哥胡宜斌成為最直接受益者。以他執掌的華安媒體互聯網基金為例,其在2016年、2017年表現還較為一般,2017年的凈值增長率僅為-3.88%,但在最近兩年,該基金表現脫胎換骨,特別是2019年的凈值實現翻倍增長。雖然背后的原因有很多,但是基金經理投資策略和投資理念的改變卻是功不可沒的,其往年較高的換手率曾遭到基民的詬病,如今的換手率也呈現出逐漸降低的趨勢,同時集中持股現象也非常明顯。

此外,另一個顯而易見的情況也證明了公募中價值投資之風愈刮愈烈。2019年,除了科技股大放光彩外,二級市場上的核心資產幾乎閃耀全年,公募圈中不在少數的基金經理篤定堅守核心資產,從基本面結合估值的角度長期持有茅臺、格力、五糧液、平安、招行等股票,而上述股票也確實給相關基金的凈值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紅周刊》記者了解到,上文提到的任職10年以上的公募老將們幾乎都是長期價值投資的追隨者,他們基本很少做擇時,其中有人常年保持90%以上的高股票倉位,甚至公開宣稱股票倉位過低他會心慌。

以目前公募中任職時間最長的權益類基金經理朱少醒為例,他自2015年11月富國天惠成長精選成立以來就一直任職,該基金的最新年化收益達到了20.33%,在同類基金中排名靠前;同時,該基金自成立以來的累計凈值增長率高達1283.72%。從2019年的基金四季報來看,核心資產類藍籌股在其十大重倉中占據了相當的比重,中國平安、五糧液、伊利股份、格力電器4只價值藍籌均入選,其中,中國平安在去年的4個季度中還一直穩居第二大重倉股位次。

“事實上,權益投資與長期投資的理念是相輔相成的,權益產品短期波動性高,容易造成持有人中途退出,沒能享受市場上漲階段的收益。A股市場從長期來看還是比較有效的市場,真正的好公司,長期收益是非常可觀的,而引導更多長期資金入場,投資者也會從長期投資中獲得好處。”匯豐晉信基金總經理王棟向《紅周刊》記者如是強調。

“私奔公”苗頭初顯

近年來,公募基金經理在做出一定知名度后選擇投奔私募創業的現象非常常見,好買基金研究中心的統計數據就顯示,僅在2015年牛市期間,就有127名公募基金經理選擇了“奔私”創業。然而到了2019年,隨著公募基金行業生存環境的逐步改變,公募基金公司無論是行業規范還是薪資水準甚至資源,吸引力變得越來越強,更多的基金經理愿意留在公募,這使得原本火熱的“公奔私”現象明顯降溫,全年僅有丁碩、宋興華、劉磊3名公募基金經理離職奔“私”。

同樣是在2019年,有數位私募基金經理選擇了逆向流動,從私募重歸公募懷抱。此外,近幾年中還有部分大型私募基金也拿到公募基金牌照,實現“曲線回歸”,如鐘鳴遠、陳光明、范勇宏等投資大佬就相繼回歸到公募行列。

雖然私募興聚投資的合伙人之一趙楓2019年轉投了陳光明掌控的睿遠基金,出任睿遠第二只產品的基金經理,但其并非是私募回公募的第一人。早年曾在上海重陽投資供職多年的李靜,在恒越基金成立后就直接“私奔公”了。或許有人會質疑,陳光明旗下睿遠的吸引力并不能代表大多數公募公司對私募人才都有誘惑力,話雖如此,“私奔公”蔚然成風或許還需時間,但“公奔私”熱潮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在冷卻。

《紅周刊》記者綜合采訪了解到,從私募的角度講,“公奔私”下降可能主要有幾點原因,首先是私募行業的頭部效應越來越明顯,私募行業的生存成本越來越高;其次是私募的備案準入門檻變高,備案的難度在加大。

而除了這兩個原因外,公募行業大環境的改變也在吸引著此前流失的人才重回懷抱,例如公募行業急功近利的短視行為正在被悄然改變。《紅周刊》記者了解到,2018年以來,基金公司對于基金經理年度業績的考核已經開始偏向于長期,除了查看基金經理當年的排名,也將考核期拉長至2~3年。業績考核的偏長期,使得基金經理有意愿去挖掘長期邏輯,而不是順著當期熱點和短期趨勢進行布局。

也正是在這種業績考核標準的改變下,以往公募基金常常兩到三年就更換一批基金經理的做法得到了一定緩解。2013年時,公募圈的10年崗位從業經驗的基金經理老將僅有王亞偉、尚志民、林彤彤等三位,而到了2019年時,在偏股型基金的現任操盤手中,朱少醒、畢天宇、魏東、錢睿南、劉自強等10人在位年限均已超過10年,這一現象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公募的“短視”行為是有所收斂的。

“我們注重的長期不是一兩個月業績排名的領先,也不是一兩年規模上升的速率,而是希望幫助投資者實現財富的保值增值,對我們而言這是一場長跑,對客戶而言是一輩子的事。”王棟強調,“首先,是不斷地對投資者進行投資知識的普及;其次,我們會盡量避免在市場高點發行新基金。雖然說好做不好發,但我們還是希望避免在市場最瘋狂的時候讓投資者入場。另外,我們在投資管理當中,也提出要控制基金的風險和波動,通過引入PB-ROE策略和低波動策略等,減小基金凈值的回撤和波動,提升投資人持有體驗,盡量幫助投資者長期持有,分享基金凈值上漲的收益。”

學習外資先進經驗,發揮自身核心競爭力

2019年,外資成為中國資本市場新的“鯰魚”。繼MSCI擴大A股納入因子、北上資金放量攪動A股市場之后,越來越多的外資加大了對國內公募基金的持股比例,積極尋求控股公募。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11月底,我國境內已經有44家中外合資基金公司,其中15家基金公司的外資持股比例達到49%。除此之外,目前正準備在內地開設公募的外資巨頭可能還包括了富達國際、貝萊德、瑞銀等,同時,包括橋水等部分外資私募也增加了中國公司的注冊資本,意欲大展一番拳腳。

《紅周刊》記者與業內人士溝通了解到,雖然目前內地的公募對來自國外的資本競爭有一定憂慮,但并沒有上升到恐懼的高度。究其原因,首先,此前內地的部分基金公司有過外方股東失敗的例子,他們由于對中國國情不熟,或照抄照搬海外公募機構的舶來品,或對內地基金經理的投資行為橫加干涉,最后大多鬧得不歡而散的下場;其次,外資看重的也是內地的權益市場,但是他們的選股思路和投資邏輯還是與內地的機構有別,此前QFII的征戰A股結果就趨于一般,這種思路的差異也可以用一個例子來證明,在內地A股廣受機構投資者追捧的海螺水泥卻長期在港股受到冷遇,成為少數幾家AH股倒掛的公司。

“2019年隨著MSCI提升A股占比,以及A股被加入富時指數等,上千億外資陸續流入A股市場。隨著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對外開放,多元化的參與者的涌入將大大改變行業生態。”王棟表示,市場參與者多元化,資金來源也會更分散和豐富,這有利于增強市場的韌性。如果參與者過于單一,市場就容易暴漲暴跌。同時,外資相對成熟的投資理念,也有助于價值投資在A股市場進一步發揚光大。

信達澳銀明星基金經理馮明遠也指出,國內投資者不要總盯著外資,做投資還是要回歸到本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好的企業就應該去大力配置,找一些有全球競爭力的品牌來配置,做投資要從思路上回歸本源,“外資其實和國內機構在投資上是沒有太大區別的。”

在接受《紅周刊》記者書面采訪時,建信基金還指出了如何應對外資競爭的策略:一方面應實現差異化競爭,打造特色服務模式和特色系列產品,找到并充分發揮自身核心競爭力;另一方面也要不斷從外資吸取先進的投資管理和公司治理經驗,取長補短,提升自身硬實力。

銀行理財子公司對基金公司的威脅得到提升

相較于對外資來勢洶洶的擔心,更多業內人士認為銀行理財子公司的影響可能更大。2018年4月,資管新規要求具備證券資金、托管資格的商業銀行在資管新規過渡期之后,必須要成立子公司開展資管業務。同年12月,相關的管理辦法正式頒布,標志著銀行理財業務新時代正式開啟。2019年,銀行理財子公司如雨后春筍般在神州大地涌現。因此,公募與銀行理財子公司的關系也正式從以前的合作共贏關系變成了同業競爭關系。

《紅周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前期銀行理財子公司可能不太會深耕權益市場,銀行系統長期就是在固收領域占據優勢(債券資源豐富),因此這對公募的固收陣營的沖擊是較大的。舉例來說,比如老百姓在騰訊或者微信等平臺購買基金時,如果看到基金產品來自于銀行理財子公司而非基金公司的話,所產生的信賴感天然就會增強,這對于過去依靠貨基和債基沖規模的中小公司來說,或許會造成致命的打擊。

雖然部分銀行內部人士對權益類產品還有頗多的微詞,認為一旦產品出現虧損或者深度回調,會影響到銀行長期樹立的穩健經營的品牌形象,但是有越來越多的銀行理財子公司似乎已在著手準備,首先是挖人和招聘權益類基金經理人才;其次是開始著手設計相關的產品。在農歷鼠年,一場公募與銀行理財之間的權益大戰或許在所難免。

至于如何應對銀行理財子公司等機構的挑戰,南方基金人士書面回復稱:“應系統推進ESG責任投資,發揮公募基金長期投資者的作用。為此,應建立公募基金ESG投資評價體系,改變短期規模業績導向,鼓勵公募基金真正發揮買方優勢和專業化價值,提升長期回報能力。”

上投摩根基金書面回復稱:“公募基金應該把握機會發展特色領域,根據自身稟賦尋找差異化之路,向客戶提供滿意的產品和服務。與此同時,基金行業市場很大,可以容納很多不同風格的資金,讓我們的零售客戶、高端客戶、機構客戶可以投資不一樣的東西,同時也讓他們的組合可以更分散。”

《紅周刊》記者了解到,對注重新品首發規模和存續產品增量規模的公募而言,目前顯而易見的沖擊就是基金的發行渠道。長期以來,公募發行新品最大的貢獻就是來源于銀行渠道,其為基金的規模貢獻了絕大部分份額;但是,隨著銀行理財子公司可能的遍地開花,銀行渠道勢必優先發行自己子公司的產品,這就倒逼基金公司需要尋找第二類發行渠道。目前,有多家基金公司未雨綢繆,加強與持銷售牌照第三方銷售渠道的合作,多點開花提升首募規模。

科創板開板,基金產品迎來創新年

2019年,公募基金的創新步伐也在加快。首當其沖的自然是科創板基金,因為科創打新對普通投資者的門檻限定,更多覬覦從科創新股分得一杯羹的投資者選擇通過科創板基金間接參與;此外,在ETF大潮蔓延下,各類型主題的ETF也大量涌現出來。

究其原因,核心因素還是“誰搶占了創新的制高點,誰就能在慘烈的同質化競爭中多分一杯羹”。就權益類基金而言,此前數年,公募已經將各類主題設計幾乎完備,設立封閉期、發起人跟投、實施浮動管理費率等等花樣疊出,于是去年創新的視線就聚焦到了新開的新三板和早先被忽略的ETF類產品上,其最終目的還是要多賣產品,多賺管理費。

《紅周刊》記者了解到,早在2018年底,監管層就曾明確表態,鼓勵中小投資者通過公募基金的方式進入科創板進行投資。之后,管理層在2019年1月底就科創板的相關管理規則出臺了征求意見稿。同年3月2日,管理層正式出臺了“2+6”制度規則,其中核心的一條仍然是對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的要求,科創板設立了“連續20個交易日證券賬戶資產不得低于50萬元人民幣”的開戶門檻,實際上這將很多中小投資者變相拒之門外,借道公募成為現實可行的一條道路。

對此,早在科創板規則出臺前后,嗅覺敏銳的公募基金就已經進行了一系列公募基金產品的創新,若不考慮2018年發行的CDR產品的話,2019年上半年,內地的公募基金總共發行了三批約18只廣義范疇的科創板主題基金。其中,第三批科創板主題基金是在科創板開板儀式當天發行的,從第三批開始,這一類創新產品逐漸走向了成熟。

對于科創主題基金,建信基金指出,其優勢在于投資特征明顯,聚焦科技創新主題。市場上大多數科創主題基金對于投資比例有嚴格限制,規定投資于科創主題證券的資產占非現金基金資產的比例不低于80%,投資者可通過科創主題基金直接布局科技創新類板塊。不足在于,科創板開閘時間較短,科創板上市公司數量還有待增加。

對照看,以ETF為代表的被動型基金的“創新”同樣不乏看點。從新品發行的角度,2019年ETF之爭的特點由此前相對窄眾的行業類ETF過渡到寬基指數ETF上。《紅周刊》記者注意到,頭部基金公司的ETF新品競爭近乎于慘烈:例如去年11月,幾乎同一檔期有6家基金公司同檔期發行滬深300ETF,包括華安、匯添富、嘉實等,基本為排名靠前的頭部公募,這種場景在內地公募歷史上較為罕見;再例如,去年兩家排名前十的公募卡位中證800ETF之爭也讓業內外記憶深刻。

在ETF新品急速擴容的影響帶動下,二級市場的ETF交易活躍量和規模較以往直線攀升。根據公號“ETF之王”的統計,截至2月7日,在A股股票類ETF公司規模排行榜上,華夏、南方、易方達的收益規模居于前三位,其中華夏的規模達到1122.37億元,成為唯一規模過千億的內地公募。同時,這一榜單上排名前十的公司,當日收盤規模均突破250億元。

在未來,ETF或許成為權益類產品的主角,因此基金的年度狀元排名戰也可能徹底淪為雞肋!因為從最大的單只產品規模來看,ETF陣營中,某頭部基金公司的中證500ETF規模已經超過400億元,而對比主動權益類基金來看,單只產品最大的規模貌似也僅在200億元以內。■

來源: 證券市場紅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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